經過近兩周談判與一天延期，巴黎氣候大會 (COP21)終于達成了歷史性的減排協議。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里，最常出現的莫過于數字“2℃”：195個與會國家一致同意控制溫室氣體排放(186個設立了自愿性減排目標)，確保[前工業化時期 – 2100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不超過2℃，并爭取將升溫控制在1.5℃內。[地球已經升溫1℃左右]
巴黎氣候大會 (COP 21)無疑是“2℃”最接近拯救地球的一次良機。2009年，被稱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COP 15)以失敗告終——美國、中國、印度、巴西拒絕簽署《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協議中提到“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以下”，隨著協議草案未獲通過而石沉大海。除此之外，2℃也曾出現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例如2009年的G8會議，“我們認同一個科學觀點，那就是未來的全球平均氣溫比起前工業化時期，不應該超過2℃。”2010年墨西哥坎昆氣候大會(COP16)，2℃也是屢屢被人提及。
各國政治家在巴黎氣候大會上為2℃留下了激動的淚水，但許多氣候學家一直沒覺得2℃有多么可愛。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一個小組在巴黎氣候大會上表示，他們從來沒有提議應該設置2℃(或者其他特定的升溫)作為氣候變化的紅線，“2℃是一個政治數字，它并不來自科學報告。”《華爾街日報》也報道，迄今為止IPCC發布了5份最詳盡復雜的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沒有任何一份提議應該設置2℃的升溫紅線。
那么為什么政治家要為2℃吵得不可開交?為什么2℃紅線成了最近十幾年氣候變化討論的一個約定俗成的目標?為什么政治家要寄希望于2℃這樣一個看似草率的數字來拯救地球?
2℃不是嚴謹的科學預測，它最初是由經濟學家提出的。
2℃的升溫紅線，從一開始就不是準確的科學預測——因為它是由經濟學家做出的。1977年2月，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論文《控制二氧化碳的對策》中引用了當時前沿的氣候科學研究成果提出，考慮到當前溫度，地球不能再升溫超過2℃(或者3℃)，不然就超出過去10萬年的溫度記錄范圍了。諾德豪斯承認，他的2℃預測缺少科學依據。
威廉?諾德豪斯的預測沒啥影響力，2℃卻緩慢地吸引著人氣。到了1990年，2℃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稱，鑒于生態系統在歷史氣溫變化面前的脆弱性，又由于把升溫控制在1℃以內不太現實，就提出用2℃的升溫紅線來代替，“以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壞影響”。接著1995年，德國一群氣候學家向當時還是德國環境部長的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建議，防止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2℃，看起來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經驗法則，當時的氣候學家之一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后來解釋，2℃的紅線是防止人類被帶入一個人類數十萬年從未經歷過的高溫世界中。安吉拉?默克爾接受了這個觀點。
但瑞典人和德國人的建議在科學上依然不嚴謹，因為氣候預測模型給出的氣溫預測不是一個固定值，而是一個范圍。例如聯合國的IPCC會評估平衡氣候敏感度(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這是指大氣中CO2濃度如果加倍并達到平衡，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會發生什么變化。IPCC在2013年《第5次評估報告》中估算了一個范圍，如果大氣CO2濃度加倍，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會上升1.5℃ - 4.5℃(高信度)。
2℃的升溫目標存在不足，但它幾乎沒有競爭對手：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目標——防止“對大氣系統的危險人為干擾”實在是太虛無縹緲了。一直以來，研究地球氣候系統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科學家很努力地想解釋人類行為怎樣才算是“危險的”，發現總是無果而終，那就只好選擇不那么準確的2℃來定義“危險”。
2℃逐漸成為簡單直接的政治目標，但它本身越來越難以實現。
1996年歐盟部長級會議，第一次正式接受了2℃的升溫紅線，從此以后，2℃逐漸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標準，并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中的所有國家所接受。作為一個簡單直接的政治目標，2℃把諸如“平衡氣候敏感度”等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專業術語，集中轉化成了一個易懂的升溫數字。
由于有一個2℃這樣具體的紅線，政治家就可以利用它進行氣候變化談判。既然IPCC的科學家們認為，1951-2010年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的一半以上極可能(95%-100%)是由溫室氣體的人為增加和其他人為強迫造成的，并且升溫會帶來生態災難，那各國政治家就討論怎么限制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
人們借助2℃，發明了“碳預算”(Carbon Budget)：要保證到了2100年升溫不超過2℃，碳排放不能累計超過多少，現在還剩多少碳預算能排放。IPCC破天荒地在2013年《第5次評估報告》中估計了“碳預算”，相比起前工業化時期，人類有66%的可能性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但是要求1870年以來由人為排放的碳累計不能超過10000億噸(換算為CO2：36700億噸)，而截止到2011年人為排放的碳已經累計達到5150億噸，所以人類的“碳預算”賬戶上只剩下一半不到的碳：4850億噸(這份報告同時估計了1.5℃和3℃的情形)。許多科學家預測，按照現在的碳排放速度，2030年代(最遲2040年代)賬戶里的碳預算就會用光，留給地球完成2℃任務的時間不多了。
如果按照最新承諾的減排措施重新計算呢?中國、美國和歐盟是世界三大碳排放源，它們都在巴黎氣候大會前作出了最新減排承諾。不過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環境研究中心的格倫?彼得斯(Glen Peters)估算，即使它們都履行了這些承諾，在2030年，它們朝大氣中排放的CO2，仍然占到了當年可支配碳預算的79%。也就是說，如果要想把升溫持續壓在2℃以下，三大排放源留給剩余50億人口的碳排放預算空間只有21%。
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不客氣地指出，即使考慮目前新承諾的減排措施，到了2100年地球還是有可能升溫2.7℃ - 3.7℃。
2℃的意義不在于控溫，而在于談判，畢竟它已經深入人心。
如果現有氣候模型是準確的，2℃的升溫紅線肯定是守不住了。那2℃到底還有啥意義?一些原本就討厭2℃的科學家坐不住了，他們想放棄2℃，選擇其他能拯救地球的選手。2014年10月，加州圣地亞哥大學教授大衛?維克多(David Victor)和另外兩位作者在《自然》上抨擊2℃，稱2℃只考慮了陸地的熱含量，沒考慮海洋熱含量，而且要想實現2℃，減排曲線已經十分陡峭，根本做不到。
但是2010年，德國波茲坦研究所的卡洛?耶格(Carlo Jaeger)撰文指出，科學界對2℃暫時還沒達成共識，但是沒有什么目標比2℃更適合用來談判了。這就好比歐洲許多城市把汽車限速定為50km/h，為什么不是47km/h或者53km/h?或者為什么不是10km/h或者100km/h?因為50km/h是一個焦點(focal point)，歐洲各個城市默契地在50km/h上達成一致，避免因為設置太多種速度而導致更多的交通事故。
2℃的升溫紅線道理類似，不是說1.5℃或者3℃就不足以擔當重任(如果能充分論證的話)，隨著數十年來對2℃的批評、猜疑、辯解，2℃已經變成了氣候變化領域的一個焦點，在現階段它為氣候大會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激勵作用，195個國家能夠一致同意2℃，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此，卡洛?耶格總結道，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保住2℃的升溫紅線(保也不太可能)，而是應該思考如何利用2℃尋求一個長期的溫度平衡(比如2100年之后，升溫不得高于XX℃)，畢竟短期超過2℃未必就是大難臨頭。既然在真實世界中，不會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冒著經濟風險陡然減排，那么只能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世界在起著變化，要么等待更廉價的零排放技術的成熟，要么像NASA首席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說的那樣，在農林業使用生物炭——花40歐元，就能捕捉1噸的CO2。
責任編輯：付鵬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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