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會：全球氣候治理的十字路口
當前在巴黎召開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代表大會，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一個關鍵節點。按照2011年南非德班氣候談判大會上達成的“德班授權”，此次談判將達成《公約》的第三個承諾期，為2020年后的氣候行動制定國際協議。因為發達國家的消極對待，導致之前兩個承諾期成果寥寥。
此前《京都議定書》一直沒有得到美國的批準，而加拿大又在2011年宣布退出了《京都議定書》，日本拒絕參加第二承諾期。為了實現《公約》提出的“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第三個承諾期的努力極為關鍵。因此，21世紀上半葉對于控制當前快速增長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及時引導和鎖定全球產業向綠色低碳方向的長期和戰略性的轉型是一個關鍵時間段。
進入21世紀以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談判屢屢受挫，聯合國主導氣候治理的權威受到質疑。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主張拋開聯合國現有的機制，另起爐灶。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一直以來都堅定支持聯合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主渠道地位，捍衛《公約》作為氣候談判的基礎框架。
此次巴黎大會如果能夠達成協議，必然也會強化全球對聯合國在領導全球治理進程的信心，對于全球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關鍵力量
正如習主席在演講中強調，中國一直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事業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國家領導人正帶著最大的誠意和決心來到巴黎支持氣候談判大會。
回顧歷史，可以把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2～2005年期間，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G77+中國”集團，積極與歐盟以及所謂的傘形國家集團為代表的兩大發達國家集團角力，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其中的兩個標志性事件分別是：1992年6月，李鵬總理率團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2002年9月3日，朱镕基總理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并向世界宣布中國政府已核準《京都議定書》。
第二個階段是2005～2013年，以胡錦濤主席參加2005年英國鷹谷召開的“G8+5”峰會為標志，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的新興經濟體身份，在全球氣候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為突出。在這一期間，中國和印度、巴西以及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形成了“基礎四國”，定期就氣候治理議題進行機制化磋商。這一階段最為突出的里程碑事件是，溫家寶總理參加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大會，而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基礎四國和美國成為《哥本哈根協定》的關鍵決策者。
第三個階段是2014年至今，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主要大國攜手作出承諾，支持巴黎氣候協議的達成。中國與美國分別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9月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和《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并在2015年11月與法國共同發布《中法元首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聯合聲明》。奧朗德總統當時表示，中法聯合聲明的發布為成功達成巴黎氣候協議奠定堅實基礎。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主要的排放大國，中國的承諾與行動對于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與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和努力非常突出。最近國際能源署的報告顯示，2014年全球碳排放量首次在經濟整體增長的背景下減少，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貢獻。在短短10多年里，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中國長期以來就把應對氣候變化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制定出詳實的減排和適應戰略。其中，“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落實減排承諾”“為全球生態安全貢獻中國力量”。
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中國對于此次巴黎大會無疑寄予極高的期待。截至目前，中國無疑已經為成功達成巴黎氣候協議貢獻了最重要的力量，中美和中法的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此次大會成功的奠基石。但是，最終能否“達成一個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協議，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還要取決于所有締約方的共同智慧與努力。未來的半個月里，全球的目光都將聚焦在巴黎。
正如習主席在講話中所表達的，中國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認識此次大會。此次大會的意義不僅僅是就氣候治理問題達成協議，也是對人類社會能否就全球治理實現法治，表現出充分的政治智慧。探索人類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任重而道遠。無論如何，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走綠色發展之路，為全球治理承擔中國責任，貢獻中國智慧。
責任編輯：李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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