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副執行主任易卜拉辛·提奧6日在巴黎表示，氣候變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進程中的主要南南合作領域之一。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6日晚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獲悉，在出席當日召開的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高級別論壇時，易卜拉辛·提奧表示，每個人都關注氣候變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威脅，認識到迫切需要實現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每個人也都擁有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為應對這些威脅采取行動，從而為子孫后代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南南合作有巨大發展潛力
易卜拉辛·提奧說，過去幾十年中，人們將“南北合作”視為助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如今，“南南合作”不斷發展，預計發展中國家的地區間貿易額將迅速超過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額。
他表示，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擁有獨特的資產、優勢和經驗，因此，南南合作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例如全球清潔能源投資額增長了17%，發展中國家的增幅則達到36%，是全球增幅的一倍以上。”
近年來，許多新興經濟體正邁向國際氣候政策領域的前沿，并在制定和實施低碳、氣候適應和可持續發展道路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易卜拉辛·提奧說，中國為實現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短短的十年間將其可再生能源的平均成本減半，同時堅定不移地履行對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承諾。今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出資200億元人民幣(約31億美元)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上周，習主席宣布明年將啟動在發展中國家開展10個低碳示范區、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及1000個應對氣候變化培訓名額的合作項目。
據聯合國環境署介紹，在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帶來的碳排放方面，巴西現位居全球第一，過去十年間就實現了90%的減排量;印度承諾在2030年前使其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達到40%。包括蒙古和肯尼亞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應對氣候變化戰略。
“毋庸置疑，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其他16個目標方面，南南合作模式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易卜拉辛·提奧說。
南南合作彌補兩大缺口
“南南合作不是對南北合作的替代，而是對南北合作的補充。那么，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南南合作應該彌補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議程方面的哪些缺口?”易卜拉辛·提奧分析，首先是資金缺口。
他說，即便發達國家按照承諾在2020年后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資金不足的挑戰。不過，南南合作的資金和知識或可填補這一缺口，如增強機構能力可以有助于為氣候融資提供有效的依據;加強發展中國家的能力，以便應對日益復雜化的氣候協議談判和履約。
其次是知識缺口，易卜拉辛·提奧認為，南南合作可以增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行動和科學進程(如IPCC)的力度，加強知識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合作。
他表示，南南合作可以推動傳統知識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共享。從本質上講，許多傳統知識都是可持續的，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例如，REDD+(減少發展中國家毀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項目向接近60個發展中國家，分享了有關如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最佳實踐。
此外，南南合作還可加大發展中國家對基于生態系統的減緩和適應途徑的采納力度。易卜拉辛·提奧介紹，在環境署與中國政府聯合實施的“南南合作生態適應”項目中，該途徑所帶來的效益已經顯現。本項目為毛里塔尼亞、尼泊爾和塞舌爾提供資金支持，旨在促進亞非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
未來或有“南-北-南合作”
易卜拉辛·提奧認為，各方必須確保將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途徑完全納入2030年的其他目標實施之中。要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個矩陣，在橫向上，首先列出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的行業，在此方面，可持續發展目標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優先領域存在部分交叉;在縱向上，將這些行業與必要的干預措施，如融資和知識共享等相對接。
他認為，還可以依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提供支持的現有進程和機制。在此方面，南南合作可以為部分氣候機制提供支持。如現有的資金和技術機制、全球環境基金、“氣候變化適應基金”以及“技術專家委員會”等，并建立潛在的多種選擇，如聯合國旗下的多方信托基金。
易卜拉辛·提奧表示，可以加快“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促進平臺”的建設。
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促進平臺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在去年利馬氣候大會上提出建立。易卜拉辛·提奧認為，通過知識共享、能力建設、政策支持、融資和技術轉讓，該平臺可以按照各國的能力和優先領域進行擴展。
“毫無疑問，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將大大推動2030年議程的實施。”易卜拉辛·提奧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討論南-北-南合作，眾多發達國家將意識到這一合作模式將為其帶來的巨大效益。
責任編輯：郭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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