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明代船隊與非洲大陸在數百年前就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如今非洲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區域節點。環境保護部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南南環境合作網絡)的相關負責人李霞在11月12日召開的中非綠色發展與減貧國際研討會上透露，12月中非合作論壇南非峰會將會發布“中非合作論壇三年行動計劃”，其中涉及較多環保與生態合作方面的內容，這意味著中非綠色發展合作將成為中非關系新發展的突破口之一。
先發展就要先污染?
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另一方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中非共同面臨工業化、城鎮化和全球化產業轉移帶來的環境污染與資源短缺壓力，亟須找到一條綠色發展道路。
提起非洲，人們腦海中浮現出的景象大多是在廣袤無垠的草原上，幾只長頸鹿悠閑地吃著頭頂上的樹葉。非洲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后一片伊甸園，其生態價值無與倫比。然而，很多人大概不清楚，非洲經濟發展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全球十大GDP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中，就有6個國家在非洲。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項目執行總監李琳認為，在可持續發展路徑的探索中，發達國家更關注可持續，而發展中國家則更關注發展，應該探索如何在兩者中找到平衡。
和中國一樣，非洲也面臨著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地退化、水資源污染等生態安全挑戰，化學品與廢棄物污染等問題仍在不斷加劇。
“比起發達國家，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環保教訓與經驗，可能更適用于非洲，能為非洲發展帶來更多借鑒與啟示。”李琳說。
而來自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的李霞也認為，中國和非洲同樣處于較低發展水平，如何在發展中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不存在誰教誰、誰該當老師的問題，而是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不少非洲國家已經意識到非洲自然資源的重要價值，并表現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早在2012年5月，博茨瓦納、利比里亞、納米比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盧旺達、加蓬、肯尼亞、南非和加納等10個國家政府聯合發表了《哈博羅內宣言》，提出將自然資本的價值納入到國家和企業的核算中。
“這與我國多個地方采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等方法對生物資源進行估值，幾乎是同一思路。”李霞介紹。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祖康在研討會上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綠色經濟應該被置于消除貧困的框架下來討論，要綠色環保，也要發展減貧。他建議，在中非綠色發展合作中要確保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三大關鍵要素的落實。
民間扶貧機會何在?
作為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的減貧先鋒，中國過去30多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非洲，得益于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貧困人口已經有所減少，但作為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非洲減貧難度不小。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徐偉忠提醒，非洲環保面臨人口、發展、城鎮化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四重壓力，在環保理念、資金、人才等方面也面臨巨大挑戰，在推進中非產能合作、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應特別注意環保，絕不能以犧牲非洲生態環境和長遠利益為代價。
這里所提到的中非產能合作，是近年來中非合作的重大戰略。當今中國已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產生了大量產能富余，而大多數非洲國家則處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對鋼鐵、水泥等產品需求旺盛，基本全部依賴進口。于是，中非之間自然形成了互補關系，我們國內需要減少這些產能，拓展海外發展空間，而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的非洲國家則渴望引進這些產能，加快工業化步伐。非洲有豐富的人力和自然資源，我們有非洲需要的資金、設備、技術、管理經驗。
對此，商務部研究院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王濼提醒，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一定要爭當誠信有責的環保先鋒，在項目建設中把對環境影響降至最低，同時積極主動與非洲共同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與非洲國家的產能合作，不是把中國淘汰的、落后的產能轉移出去，中國絕不能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也絕不能以犧牲非洲的生態環境和長遠利益為代價，而是要尋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王濼介紹，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無償、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等3種方式對非洲提供援助，其中用于開發清潔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資金的比重越來越大，僅僅2013年到今年這3年，就有100多個這方面的項目，并組織了多期環保專題的培訓班，培訓了2000多名非洲的政府官員和技術人員，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增加。
王濼說，目前我國對非援助仍以政府間為主，今后我國還將嘗試以民間渠道、手段完成國家援助任務。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對于民間組織來說，缺乏資金應該是其參與援非事業的最大障礙。”中國扶貧基金會國際發展部高級顧問吳淑君說。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總干事盧思騁在論壇上說起WWF在非洲開展的眾多項目可謂如數家珍，如在加蓬參與可持續森林管理，在坦桑尼亞參與野生動物貿易法規制定，在肯尼亞向當地環保組織介紹中國環境政策等。這些讓吳淑君聽來非常羨慕。
作為較早走進非洲的中國民間組織，中國扶貧基金會最發愁的就是錢的問題。目前他們援助非洲項目的主要經費來源是駐非企業。如非洲貧困母嬰援助計劃的經費主要來自澳門樂善行，援建蘇丹婦幼保健系統示范項目的經費主要來自中國石油尼羅河公司。
比起企業直接出資，通過民間組織來實施援助項目，有其獨特的優勢。良好的社區關系是企業運營的通行證，直接捐贈的方式容易引起反感，而通過民間組織運作，對于促進企業社群關系趨于平穩具有更長遠的影響。以中石油為例，有人批評它的麥洛維水壩建設與上尼羅州石油開采工程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而通過在當地建設醫院，公司得以完善公共關系布局，更借此使企業的社會形象得到較大提升。
“這些企業如果在非洲沒有項目的話，動員它們捐款的難度很大。”吳淑君坦言，非洲當前的粗放式發展也對環境造成了較大損害，除了政府層面的合作，也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走進非洲，幫助他們擺脫“先減貧后治理”的錯誤觀念。
好技術何愁難落地?
在論壇上，對非技術轉移過程中存在的“水土不服”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關注。一些示范項目“船大難調頭”，難以全面鋪開，還有一些技術產業化難，換不來經濟效益。
環保技術、綠色能源通常很貴，非洲人是否用得起?面對這一質疑，中非發展基金市場總監滕立梁認為完全沒必要杞人憂天。非洲自然資源豐富，尤其是在發展風能、太陽能、水電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比如在非洲開發太陽能光伏成本低廉，已經與開發傳統能源大體相當。
除此之外，同濟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李風亭分享了兩個案例。
一是內羅畢的一個飲用水項目，采用廣東一家環保公司的技術，使水廠的處理效率提高20%，成本降低15%。經過長期合作，這家環保公司也到肯尼亞建廠生產藥劑，效益顯著。
二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同濟大學在東非開展的除蟲菊種植項目，這種植物能替代有毒有害的化學殺蟲劑，有效降低全球化學品使用量，同時非洲的氣候、土壤條件也適合除蟲菊生長。據了解，2016年，肯尼亞種植除蟲菊的花農將達到16萬戶，種植面積達到5～16萬英畝，將有30萬～100萬人口從中受益，提高收入數倍。而在這一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項目背后，同樣有一家云南環保公司的身影。
“任何環保技術的應用都要有企業參與，要充分考慮非洲當地的經濟承受力和自然適應性。”李風亭表示。
對于非洲來說，什么是好的技術?王濼給出了她的答案。好技術，不一定是多高端、多先進，還是要符合供需雙方最大需求，要充分體現創新性和針對性。
“好的技術，必須轉化為經濟效益實現贏利，否則必然難以落地。”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主任沈鐳補充說。
責任編輯：石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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